《谍影迷魂》的幕后：让好莱坞大片小巫见大巫的脑控大战作 者：华 龙目录（一）《谍影迷魂》：被好莱坞大片戏剧化的现实世界（二） 早期的脑控研究：迷幻药的人体实验（三）“自由、人权灯塔”国的洗脑与酷刑试验：科学家也？禽兽也？（四）关塔那摩、“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脑控大师手中的新“实验品”？（五）“休克疗法”与灾难制造：控制一个民族身心的魔法咒语（六）被“关闭”的脑控实验？兵不厌诈！（七）“来自上帝的声音”：“科幻”般的现代脑控科技（八）网络、电子游戏、影视娱乐业：脑控大师们的遥控术天堂（九）上战，攻心也：无奇不有的脑控世界红色为已更新(一）《谍影迷魂》：好莱坞大片中的现实世界自2019年底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后，美军德特里克堡的生化武器研制黑幕也逐渐进入公众的眼帘。但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在这个魔窟里进行的生物基因武器项目。实际上，在这里进行的另一大非常规武器研究，不仅在四十年代几乎与生化武器同步启动、并在此后在遍布美国及诸盟国的众多军方与民间科研机构广泛开展，而且在层层真假难辩的信息烟幕笼罩下，历经近八十年紧锣密鼓的快速推进，而今已如同生物基因武器一样，达到“耸人听闻”的高度。这就是脑意识控制。它与生物基因武器、地球物理武器（不可与单纯的气象武器相提并论！）并列成为二十一世纪终极博弈中的三大绝密杀手锏。从许多角度看，脑控甚至比生物基因武器更加危险、更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危害。要了解这个公众还视为好莱坞大片般的战争领域，我们最好先回到六十年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冷战高潮期，好莱坞推出了一部大片，叫《谍影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中文又译《满洲里候选人》或《谍网迷魂》）。这部影片改编自1959年的一本同名小说，于1962年10月在美国首映。该部好莱坞大片与二战后新一代军事大革命中的几大杀手锏武器的飞速发展不无关联。二战后，西方和苏联都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了新一代军事大革命，新型科技的飞跃发展产生了几大秘密杀手锏，并让发展中国家一直蒙在鼓里。除了地球物理武器、生物基因武器外，另一大绝密杀器，发生在脑意识控制领域。在《谍影迷魂》上映的六十年代，该部大片背景中的两大“对手”苏联与美国，早已在这个领域取得了飞速发展。该影片常被影评者归类为一部科幻般的“政治惊悚片”，实际上它更应被视为一部基于现实科技的政治宣传片，为美军及情报机构在这个领域的大力研究与应用提供“自卫”辩护。美国有一门炉火纯青的“国术”：无中生有地编织某个或某些“敌对国家”如何使用新一代尖端武器威胁美国，以此为借口，声称“美国也必须抛弃任何道德约束，大力开发同样的武器，才能捍卫自己”。脑控技术也是这样步入了国防部、情报机构对各种尖端科技进行秘密研究的殿堂。《谍影迷魂》的大致剧情是：在朝鲜战争中，苏联俘虏了一群美国士兵，把他们带到中国满洲里。在那里，“兔子”通过使用突破性新科技，对这些战俘进行了“催眠洗脑”。他们的大脑被植入虚假记忆，其中一名士兵雷曼·肖（Raymond Shaw）生为美国政治家之子，他的大脑中被植入“触发机关”——扑克牌的方块Q 。每当雷曼看到这个方块Q的牌，他的大脑就会被“触发”，进入一种被催眠的状态，在自己毫无所知中听从他人的指令，其后又会对这期间发生的一切毫无记忆。为了测试催眠效果，苏联与中国人指示并观察了雷曼如何残忍杀害自己的两个战友。雷曼如此成为共产党势力安插在美国政治权力心脏的一个“沉睡的间谍”，和余下被催眠洗脑的士兵一同回到美国，浑然不知自己的状态。其他被催眠洗脑的士兵还向美国当局异口同声地证明，在战斗中，是雷曼的勇敢救了他们的命。雷曼被授予荣誉勋章。雷曼的继父约翰是个野心勃勃的议员，决意进入白宫，母亲不仅也是共产党的间谍，而且还被共产党用作雷曼的“操纵员”，目标是要把约翰置入美国总统宝座上。共产党的“满洲里候选人”计划是，通过被脑控的雷曼暗杀总统候选人，作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约翰若可继而当选总统，共产党即可控制美国政府、统治美国。雷曼与议员托马斯的女儿乔斯琳结婚。托马斯竭力阻止约翰参选美国副总统。雷曼的母亲通过触发机关扑克牌方块Q，指示雷曼杀害了托马斯。因妻子意外目睹一切，雷曼又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故事结局是雷曼的战友马克找到了一个解除雷曼大脑中“触发机关”的机制，最终，雷曼并没有去暗杀总统候选人，而是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继父并带着荣誉勋章自杀。199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将该部电影列入了美国《国家电影注册簿》 （National Film Registry），以永久保存，认为它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美学”意义。《谍影迷魂》的历史意义是多重的。它的首映（1962年10月24日）不仅恰值“古巴导弹”危机，而且一个很有意味的巧合是，一年后，1963年11月22日，在美国达拉斯，上演了一个现实版的《谍影迷魂》：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成为总统。到底谁杀了肯尼迪？又究竟在怎样的大脑状态下谋杀了肯尼迪？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相关的官方调查及其“独狼”结论一直被指责是在遮掩真相。2017年，总统特朗普宣布“解密”，但最终迫于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的压力，不仅只解密了一部分，而且“解密”的部分也被大量涂抹、“剪裁”，面目皆非，对于探知真相几乎毫无用处。若果真是“独狼”，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年的严格保密？美国诸情报机构究竟在怕什么、又试图掩盖什么？它们害怕的，是一个长期被诸多研究者指责、质疑的脑控“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一系列不肯目睹的毒蝎魔怪都会从中倾泻而出，比如，在肯尼迪总统的暗杀中扮演主角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否不过是个替罪羊，是典型的“满洲里候选人”杀手；在诸多“满洲里候选人” 式的暗杀及“被自杀”的受害者中，是否也包括60年代反越战、对和平运动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著名“甲克虫”乐队歌星约翰·列侬、“美洲黑豹党”创始人休伊·牛顿及博比·西尔、以及华裔美籍历史学新星张纯如，等等。及至肯尼迪被杀，美国军方及多个情报机构的脑控研究都已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当时，催眠术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中情局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也十分重视。如在1960年，中情局反谍部的主掌人、在西方谍报界以其精于诡异与隐秘术而声誉非凡的安吉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 在一篇报告中就指出，对催眠术的研究将提供一个“在隐蔽作战技术领域的潜在突破”。他的报告也出示了催眠术研究项目承担任务的细节与部门分工。与中情局相映生辉的，是美军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至少自四十年代开始，美国海军就启动了一系列脑意识控制领域的研究与试验，如1948年正式启动的“企鹅计划”（Project Penguin）项目就侧重评估人类的通灵能力、超意识潜能；海军后来与中情局联手启动的“絮聒”项目 (Project Chatter)也汇聚了二者的脑意识控制专家。中情局成立后即启动的脑控研究还受益于美国陆军生化部队的帮助。著名的 “敖伏梯计划”（Project OFTEN）等秘密项目就当属美国陆军与中情局联手在脑控领域的王牌项目之一，不仅限于通常意义上的脑控，还进一步把五花八门的、“主流科学界”嗤之以鼻的“超自然”、“伪科学”手段融入脑控。美军的各军种——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特种部队，都拥有各自的绝密级脑控研究项目，没有军方特殊规范限制的中情局的脑控研究更是遍地开花、无奇不有，如1950年正式启动的“蓝鸟计划”（BLUEBIRD），即后来重新命名的“洋蓟计划”（ARTICHOKE）、1953年正式启动的“超-脑控计划”（MK-Ultra）等等。为探索最尖端的脑控技术，美军及情报机构对该领域的研究投入前所未有，也不设任何既存主流科学框架的限制，可谓上天入地下海，包括药物、毒品、催眠术、大脑电极植入、牙齿等其它身体部位的植入、电磁波、巫术、通灵术，等等。至五十年代，由军方、诸情报机构及各合作大学、科研与医学机构承担的研究项目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 ，其中包括后来因被泄露而被公众熟知的，如除了刚才提及的“蓝鸟计划”、“洋蓟计划”、“敖伏梯计划”、“超-脑控计划”等研究项目外，还有MK-Shade、MK-Mavker、MK-NAOMI、MK-Delta、MK-Search······等等。这些绝密级项目由美国、英国及加拿大等盟国的数百名尖端科学家、医学家、心理学家等方参与，并由情报机构、国防部与一系列著名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可以提供便利“人体实验品”的监狱和医院等联手合作。实际上，军情机构的脑控等非常规武器的研究与试验，一直由众多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学术、科研机构及研究人员参与。七十年代，这些绝密研究的一部分被暴露，在公众压力下，国会组织了一个不疼不痒的“调查”与参议院听证会。尽管这些所谓的“调查”是典型的“以小遮大”、“大事化小”，不过是一场戏，通过抛出冰山一角以平息公众愤怒，但其中暴露出的学术科研界大规模参与军情机构研究的程度已足以让善良的普通公众感到震惊，仅看一个冰山一角：仅被暴露出的官方文件中显示的、仅考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参与“超-脑控计划”这一个研究项目下的部分“民间”机构，就高达八十个，其中有四十四所大学和十二家医院。这一切还不包括那些更隐蔽、数目更多的机构、个人、媒体、娱乐界团体等组织与个人的卷入与参与。这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在现代科技以量子般的速度飞跃发展的时代，半个世纪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脑控技术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更是如同天方夜谭，让大多善良者感到“耸人听闻”。纯真善良者不相信现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历史。要看清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们在脑控领域的现状及其为人类带来的难以估量的危害，就必须了解它的过去。在脑意识控制领域的研究，大致说来有两个鼻祖：德国与英国。二战后，美国与苏联这两大“兄弟对手”也快马加鞭地追赶，迅速步入脑控前列。二战结束后，多个西方国家及苏联的军方、情报机构、科研合作伙伴都紧锣密鼓地投入脑意识控制领域的研究。在“和平”的幻象下，全球已大踏步地进入了新一代非常规大战时代。为适应这新一代大战的需要，在绝密中，五花八门的非常规武器被大力开发。与生化及地球物理武器并行，脑控技术的崛起也意味着现代战争正式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维度。为什么脑控技术如此重要？这很自然：脑控聚焦于对人的大脑意识与身心的控制、对人的灵魂与精神世界的介入与操纵。它悄无声息而又无形，却比任何一种已知的常规武器更致命，它影响、瞄准袭击的不仅是人的躯体，更旨在控制人的大脑意识、以及控制大脑意识的生命之根——人的灵魂。它可以成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终极武器，在无形无声中实现对特定目标个人乃至目标群体的完全控制，从而达到对其它一切领域的全方位、绝对的主宰权。五十年代初，在多数人听起来，这一切还是属于科幻小说中的“天方夜谭”。然而，今天的科幻就是明天的现实，而美国，必须成为第一个抓住那现实的主人，不论它在此时此刻看似多么遥远、被多少人嘲笑为“不现实”。掌握了它，美国就可以不再受任何对手制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地主宰世界。如此，在美国一代“圣战武士”们的前瞻性行动下，脑控迅速崛起为一种理想的杀手锏。当美国开始对生物基因武器进行紧锣密鼓的秘密研制开发时，为突破“道德底线”的制约，它为自己寻找了一个惯常使用的“合理合法”理由：“敌人在使用这类武器袭击美国”。同样，美国在脑控领域的飞速推进也使用了同样的理由：应对共产党国家的心理战及在通灵、特异功能与脑控领域的军事化研究。为此，美国在脑控领域的秘密研究经费如无底洞般源源不断，许多项目也基于纳粹德国的研究成果及转移到美国的纳粹科学家的研究。中情局的早期研究大多携手德特里克堡的美军生化特种部队。当时被物色来主导中情局-美军脑控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是西德尼·戈特利布博士（Sidney Gottlieb）。戈特利布曾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继而为美国陆军生化特种部队及中情局服务。戈特利布的一个专业主攻方向，是通过各种药物组合及酷刑手段，摧毁人的身心、继而控制人的大脑意识与行为。这些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要获得的重要资料之一，是人类忍耐力的极限，说白了，就是如何将人折磨到死亡的极限、什么情况下人会死亡，等等。在中情局种种超越人间法律与道德界限的“研究”项目下，戈特利布及其同伴们甚至拥有了美国政府特许的法律无底洞权限，俨然手持“杀人许可证”，如果他们愿意，可以一直在那些“实验品”身上做各种惨无人道的实验，直至实验品死亡。许多不知情的人体实验品都是监狱犯人或医院病人，如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肯塔基州莱克星顿的毒瘾研究中心等，都是后来暴露出而被研究者及一些公众熟知的“人体实验魔窟”。这些人体实验不仅限于美国，也横跨全球诸多美国的盟国。与后来的脑控研究比起来，戈特利布最初的研究目标与方向实属“原始”的“小儿科”，但也算是走在当时全球几个脑控研究强权的前列。戈特利布博士在中情局的大保护伞之一，是后来在尼克松总统下晋升为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 ）。赫尔姆斯对脑控十分迷恋，因为这无疑是一种可用来全面控制目标人口的终极武器。全方位控制人口，包括他们的身心与灵魂，这是中情局及其代表的美国精英们的痴迷“爱好”。虽然早期许多项目研究的目的，大多主要是试图找出各种有效的新方法让共产党嫌疑分子及双重间谍招供，但不久这个领域就迅速崛起为新一代无形大战中的秘密武器，英美及苏联等强权都在心照不宣中，在该领域进行你追我赶的研发。1977年，在一个参议院听证会上，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解释了为什么情报机构必须控制这个领域的研究：“你不能依赖自己的特工诚实地按照你的需要一模一样地去做事，或精确无误地向你报告，除非你拥有他的身体和灵魂。”必须拥有人的身体和灵魂——在这方面，西方及苏联虽然是对手，但最终目地都相同：全身心地控制自己的特工人员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类手段在无声无息中控制整个世界的人口、让目标群体在自己毫无觉察中完全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终极版。作为中情局这些超级绝密研究项目的早期主掌人，戈特利布及其同事们也一头扑入一个无奇不有的神奇世界，在这个世纪里，现实与科幻世界融合，五花八门的手段都被纳入脑控的可行性研究试验中。起初，引起他们浓厚兴趣的领域之一，是如何使用各种药物，在人的大脑意识中诱发特定的物化与心理条件，以抹除、更改、删除人的记忆，改变人的大脑思维模式，将敌方的特工人员“转向”、成为可操纵控制的“特洛伊木马”，或从一个人的大脑意识最深处“挖出” 真相来，并最终通过使用这些药物与技术，构建一个可控的国家、可控的世界。在这样一个社会及世界里，一个个表面上有自己“独立意识”、“自由意志”的社会人，将在自己毫无意识中，被“扭转”成大师们可随心所欲支配的“良好公民”。（未完待续）